2023第13屆全球華文文學星雲獎 報道文學三獎作品：《阿奇亞》

為了重拾原住民的聲音，馬哈特把一整座“森林”，搬進吉隆坡的錄音間 裡，讓聽眾可以置身“社旺儀式”（Sewang）的大廳，聽見剋魔（Gamok，有毒動物的精神）的詩、高山公主之歌、已逝之人的話和馬來貘的腳步聲。為了重寫原住民的形象，馬哈特把著名馬來作家的文章和書籍統統讀過一遍，將那些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剷除，靠自己手中的筆，重寫那段國家不願承認、政府刻意隱藏的黑歷史。

2001 年，馬來西亞首部原住民文學作品《訴求》（Tuntut）就此誕生，讓國內外人類學家首次接觸到來自馬來半島原住民的“內部聲音”。

初出茅廬的馬哈特，得到的版權費只有八百令吉（約新臺幣五千五百元），但他並不介意錢的多寡，因為他唯一的目標是奪回原住民的話語權——不管原住民是蠢、是笨、是醜，還是窮，原住民自己說了算。

沒用的孩子

時間回溯到 1953 年 1 月 2 日，馬來亞霹靂烏魯安南（Ulu Bertam, Perak）的樟角車村（Changkat Kereta）裡，產婆正拿著一把銳利的竹片刀，將連結母子的紅色臍帶劃開，下一秒，男嬰的哭啼聲響徹雲霄，驚動了停在樹枝上看熱鬧的鳥群。它們猛力地拍打著翅膀，飛越這座浩瀚的雨林，像在和萬物與它們的守護靈報喜：又有一個生命誕生了。

這個男孩和大部分馬來半島原住民一樣，擁有三個名字。

在村裡，同齡玩伴都稱他“葡萄”（Anggor），因為他出生之時，左手的大拇指旁懸掛著三顆沒有骨和關節的小肉芽；在城裡，國民登記局的系統顯示他叫“馬哈特”（Mahat）；因為附近的馬來人說，他的出生日落在“星期五”（Jumaat）；而家裡的父母都愛喊他“Tak Ngu Naa”——這在色邁族語裡，是“沒用的孩子”的意思。

葡萄、馬哈特和沒用的孩子，生長的年代正值馬來亞緊急狀態時期。

森林作為一個隱蔽和資源豐富的場域，自然成了英國士兵和馬來亞共產黨愛玩躲迷藏的地方。

叢林裡不時會冒出那些頭頂“三星”的人，尋求原住民庇護、指路、威脅他們交出食物，還有人把剛出生的嬰兒送給他們代養，從此再也沒有領回。

至於金髮碧眼的士兵，則會把原住民的農田給毀了，或是把他們豢養的動物給統統殺了，以避免糧食落入敵人嘴裡。

“你是馬共領袖，我是英軍領袖！”阿勇開口說道。

“好，但條件是，”葡萄有點擔心他的朋友違規，先把醜話說在前頭，“不能用彈弓，會受傷的。”

雙方軍隊達成協議後，森林大戰便一觸即發。

“攻啊！射啊！”阿勇和隊友們一開始便採取強勢的進攻手段，令葡萄軍隊只能退避三舍，逃至橡膠園裡的茅草堡壘。他們把圓圓小小的水茄子彈，嵌入自製木槍裡，等時機一到，便朝敵方軍隊的方向開槍掃射。

一顆、兩顆、三顆、四顆，瞄不準目標的水茄子彈不斷擊中橡膠樹的外皮，發出“啪啪啪啪”的爆裂聲，散落滿地，流出一絲綠色液體。

葡萄不死心，再射一發，這會兒射中了弟弟加利爾（Jalih）的衣服。他“啊”的一聲倒在土地上，又馬上爬起來繼續抗戰，像個男子漢一樣，不輕易投降。

這場沒有傷亡的戰爭，總共維持了一小時，雙方軍隊終於彈盡糧絕。

那一晚，葡萄的母親米拉（Mirah）像個喪子的女人，痴痴地盯著她果園裡的水茄樹，不知道她含辛茹苦養大的“孩子們”都去了哪裡。

“雅各，”她神情空洞地說，“我的水茄好像被白頭鵯吃光了。”

“你別緊張，”雅各（Jacob）慢慢地把實話說給妻子聽，“是你的孩子葡萄，還有他的朋友採去當子彈了。”

沒了水茄，母親無法在廚房裡施展出平日的魔術，她板起黑臉把一盤平淡無奇的食物擺在孩子面前，說道：“吶，你們兩個，今天吃飯配鹽！”

“我的叄巴辣椒醬炒水茄呢？還有水茄醬淋蒸蕃薯呢？”葡萄不滿地看著那碗粗茶淡飯，心想，為了打仗，用掉幾顆水茄也是在所難免的事情，母親有必要那麼生氣嗎？

“沒用的孩子，你給我吞槍吧！”憤怒的米拉怒瞪這兩名不長進的孩子，心裡卻極度難受。

她想到自己和雅各努力種植蔬果，養雞養羊，為了這個家奉獻了大半輩子，但他們的孩子卻只顧著玩耍，浪費了一籮籮寶貴的時間。

葡萄當然知道，作為家中長子，母親希望他能成為地球上最勤勞的人，父親則指望他成為家庭、族群和國家裡最有用的人。但對八歲的他來說，用水茄打仗就是一件保衛國家、為族爭光的事。

“我們開戰了！這次射雞！”隔天早上，葡萄再度發號施令，他做將軍，弟弟當兵，硝煙砲火四起，一顆顆水茄子彈先後擊中母雞、公雞和成群的小雞，搞得院子裡雞犬不寧、雞飛狗跳。

這會兒，米拉真的看不過眼了，一氣之下，便從高腳屋衝出到院子裡來，將兩個孩子手中的木槍奪走，然後用一把火給燒了。

戰爭結束了，雞欄裡的敵人也鬆了一口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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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了榴槤開花的季節，淺黃色的花瓣與細長的花蕊，倒掛在樹枝上，像一個個穿著蓮蓬裙的花仙子，隨風搖曳起舞，發出一陣清新淡雅的香氣。

葡萄與表哥拉威（Lawi），顯然無暇欣賞這一年只綻放兩次的黃花，他們正埋頭煮著怡保樹的毒汁。

這種樹非常巨大，中間分叉後長出兩個樹冠，樹幹呈灰色，長滿了泡沫狀疙瘩。它的葉脈明顯，葉面較為粗糙，而葉柄還能看見細細的絨毛。

由於怡保樹的乳汁含有毒素，因此人或動物一旦被塗抹了怡保毒的利器傷到，將引起肌肉鬆弛、血液凝固、心臟跳動減緩，最後導致心跳停止而死亡。所以，這種樹也被稱為“見血封喉樹”和“箭毒木”，是世界上最毒的植物之一。

“你今天到底去了哪裡？”米拉見兒子遲至傍晚才現身，馬上開啟偵探模式。

“我和表哥去煮怡保樹的毒汁。”葡萄自信滿滿地回應。

“你說什麼？你去煮怡保毒？”雅各不可思議地望著他的長子，怒吼道：“你這個沒用的孩子，不怕死嗎？趕快去洗澡！”

葡萄不明白，他是原住民，煮怡保毒是為了可以趕快學用吹筒打獵。

他想像英姿瀟灑的表哥那樣，擁有一隻屬於自己的吹筒，當個真正的色邁族男子。葡萄勵志當個毒藥專家，在森林開拓他的世界，可惜父母不瞭解他的心。

“我們的孩子真的很固執，不懂習俗。老人家一再叮嚀，榴槤開花季節不能煮怡保樹的毒汁。”米拉仍在氣頭上，無奈兒子一直浪費時間幹些無用的事情。

站在一旁的雅各跟著搖頭嘆氣，一邊語重心長地告訴兒子，煮怡保樹的毒汁會產生毒氣，導致榴槤花發臭，結不了果實，“而且人體吸入怡保毒後會頭暈，甚至死亡，到時候榴槤還沒掉下來，你先倒下了。”

葡萄憋著嘴，看著父母大唱雙簧，勉為其難地把他們的教誨給聽進去。

“你是長子，要勤勞，不能懶散，”雅各的苦口婆心像整點鬧鐘，每過一陣，就在葡萄耳邊準時響起，提醒他要提水、要割膠、要趕羊、要餵雞、要打獵、還要幫父母照顧年幼的弟妹。

這一天，雅各又給長子下了新指令。

他要葡萄到潮溼的泥土裡尋找蚯蚓，當作魚餌，“記住爸爸的話，當你在挖蚯蚓時，不能唱歌，也不能大笑，”他不忘叮嚀一句。

“為什麼？”葡萄皺起了眉頭。

“怕會發生 terlaaj，天打雷劈，記住，別唱歌，也別笑就對了。”

父親告訴他，自古以來，色邁族相信，神的使者 Taa Engkuuk 照顧著世間萬物，包括昆蟲、螞蟻、蚯蚓、蝴蝶、蛇、貓和猴子等等。祂住在天界，被層層雲霧包圍，一直在背後緊盯著地面上的人類，看看他們什麼時候犯錯。

“你必須記住，Taa Engkuuk有權看管人類的行為，你不要對動物不敬。如果發生terlaaj，天打雷劈，日子會很難過的。”

葡萄若有所思地抬頭望一眼天空，再看著父親那嚴肅的臉龐，試圖把長者的教誨，一字一句地輸入他小小的腦袋瓜裡：“不能嘲笑動物，不能看不起動物，Taa Engkuuk會生氣。”

回家以後，米拉似擔心兒子把雅各的話當成玩笑，還給他說了一個流傳千古的典故：“很久很久以前，有個村子的村民逼迫一隻人猿穿上女人的衣服，使喚它跳 舞。人猿滑稽的舞姿逗笑了全村人，他們一直笑，一直笑，笑它的行為舉止好像一個老人家一樣笨拙，結果，那個下午突然天打雷劈，洶湧的土石流把村子給淹沒了……”

“村民呢？”葡萄瞪大眼睛聽著母親說故事，迫不及待想知道結局。

“那些嘲笑動物的村民都死了，他們有的被閃電擊中，有的被木頭砸死。至於那些沒有嘲笑動物的村民和擁有神力的巫師，都安然無恙。”

“這是什麼時候的事情？”

“很久很久以前。”

雅各接著說：“以前的老人家告訴我們，烏魯士林（Ulu Slim）有個溫泉熱水區，就是我們最原始的村。那個村被滅了，因為 terlaaj，天打雷劈，這就是證據。”

葡萄的父母非常害怕天打雷劈，他們和其他色邁族一樣相信，所有的溫泉熱水區，都是被上天懲罰過的村子。

三種血統

在馬來人、華人和印度人，還未立足馬來半島以前，這片土地早已住著一群採集狩獵的原住民（Hunter-gatherer）。他們身材矮小、皮膚黝黑，還配有一頭烏黑捲髮，為非洲第一波人類大遷移的後代，至今已存在整百個世紀。

1785 年以後，英國殖民者入侵馬來亞，為“方便”統治和管理他的“子民”，便命令一大批人類學家，比照原住民祖先的落腳時期、再分析他們的身形、樣貌、語言、生活型態和居住地區，鑑定了十八個族群的存在，並以六個族為一個單位，劃分進三大原住民群組裡。

其中，肯修族（Kensiu）、拉諾族（Lanoh）、嘉亥族（Jahai）、孟德力族（Mendriq）、近打族（Kintak）與巴迪族（Batek），都被視為“矮黑人”（Negrito）或“賽芒”（Semang）的一種。

色邁族（Semai）、特米亞族（Temiar）、瑪美里族（Mah Meri）、嘉戶族（Jah Hut）、色末貝里族（Semoq Beri），以及仄翁族（Che Wong）則被歸類為“賽諾伊 人”（Senoi），屬於第二波抵達馬來半島的原住民。

最後一批落腳的原住民，則被統稱為“原始馬來人”（Proto-Malay），他們包括了特姆安族（Temuan）、嘉納族（Orang Kanaq）、瓜拉族（Orang Kuala）、嘉坤族（Jakun）、實裡達族（Orang Seletar）和士美萊族（Semelai）。

當然，還有許多小小的分支，因為人數少得可憐，要麼已經委屈地被歸納進較為相似和接近的族群裡，要麼早已被時代淘汰，消失在熱帶雨林裡。

根據記載，“賽諾伊人”為馬來半島三大原住民群組中，最龐大的一支，佔了54%。他們大多居住在中央的內陸地區，從事原始農業、漁業、捕獵和採集工作，說的語言屬於南亞語系——孟高棉語族的亞斯里語支。

與“矮黑人”相比，“賽諾伊人”的膚色再淺一些，偏深褐色，頭髮也不像黑人卷那樣難以梳理，反而披了一頭自然蓬鬆的波浪卷，烏黑且柔順。

對於還未成熟的葡萄來說，這些歷史背景過於錯綜複雜，難以理解，但他在還是個小幼苗時，就已經察覺，自己和同齡玩伴的基因有點“不一樣”。

“老闆，請剪得短短的，陸軍裝那種。”每隔三個月，葡萄和弟弟加利爾都會被父親帶到附近的華人理髮店，像戰敗俘虜一樣被架在高高的椅子上，一動也不能動，只能任由那個討人厭的理髮師擺佈和宰割。

當他從鏡子裡的倒影，看見自己的後腦勺被電動剃刀劃過，慢慢變成一片荒蕪之地，留下一堆細細的雜草時，葡萄的內心都感到不是滋味。

他知道，今天回家後，兩兄弟又會淪為朋友間的笑柄、族群裡的異類。

像是他們親愛的表哥拉威一看見光頭表弟如美軍那般凱旋歸來時，總會忍不住嘲笑：“你們兩個人的頭髮好直喔，好像華人的頭髮，跟鋼絲一樣！”葡萄討厭他的直髮，以及剃光以後的模樣。

他認為，這刺刺的髮型一點也不時髦，也和他圓潤的臉蛋不搭。

“媽媽，我和弟弟的頭髮為什麼是直的？”他不明白，自己是原住民，是色邁族的孩子，為何沒有和母親一樣生得一頭漂亮的捲髮？

“你們兩兄弟的頭髮很漂亮啊，又直又順，很容易打理，”米拉試圖告訴孩子們直髮的好處。可葡萄不買單，他就是要捲髮，令母親受不了，只能用實話塞住他的嘴：“沒辦法啊，你們也是華人的孩子，身上留著華人血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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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端端的土生葡萄，怎麼就變成了中國葡萄？他的華人血統，還得從清末時代出生的祖父開始說起。

葡萄的祖父，也就是雅各的父親，來自中國福建省，名為何亞海。

大約一百多年前，中國爆發戰亂，何亞海便與同鄉逃亡到當時的馬來亞謀生。一開始，他在檳島（Penang）擔任船舶工人，負責將船上貨物運載到陸地港口。

儘管名字有個“海”字，但何亞海卻偏偏與“海”八字不合，某天，老天爺弄破了他的船，還斷了他的財路，自覺不適合在海洋求生的他，只好再度流浪，隻身來到霹靂宋溪（Sungkai），做起雜貨生意來。

結果這次卻被中國同鄉給欺騙了，導致他破產收場，變得一無所有。

後來，何亞海又跑進了霹靂烏魯安南（Ulu Bernam）的森林，遇見特姆安族男子拉沙穆沙（Rasa Musa）和色邁族女子巴姚（Bayau）這對夫婦，最終在因緣際會下，娶了他們的掌上明珠南蒂（Nanti），陸續生下了8個孩子。

雅各排行第七位，上有一名姊姊和五名哥哥，下有一名弟弟。正是從這代人開始，他們集結了三種身分、三種血統和三種文化。

在原住民宇宙論裡，這些樣貌難以定義的人，繼承了特姆安族的信仰。他們相信，這個世界擁有四尊神，看守著大自然的四個角落。蓋房子的時候，只能朝向北 方、西方或南方，不能面向東方，因為特姆安族的主神，正是掌管著東方的守護者，而祂的地位凌駕於駐守在其他三個角落的神明。

在原住民習俗上，這些能說不同語言的人，維持了色邁族的傳統文化。他們相信，巫師（Tok Halaak）擁有超高與非凡的法力，能與自然界的靈（Guniiik）溝通，進行“社旺儀式”（Sewang），通過唱歌和唸咒，治癒百病。

在原住民節慶上，這些皮膚棕色長著直髮的人，選擇了慶祝華人農曆新年。他們相信，自己欠了何亞海太多債了，所以每年農曆除夕早上，一定要祭拜祖父，上一炷香，擺一桌宴，請求他保佑子子孫孫在新的一年，事事順利。

“欠債？為什麼會欠債？”葡萄不明白，父親為何每到華人農曆新年，便會變得特別殷勤，又是砍材，又是殺雞，一大清早的，還要使喚他們幾個兄弟姐妹，砍竹筒、洗竹筒、煮糯米、塞竹筒。

好不容易弄好竹筒飯後，又要快馬加鞭地準備馬來滷面、白色三蒸酒、香菸、真栳葉、檳榔、石灰粉、中國柑、啤酒、燒豬、三角標止痛退熱粉，還有年年必有的年糕……這債也太多了吧？

雅各笑了笑，告訴兒子，純正的色邁族其實只會慶祝“祭祖日”（Hari Genggulang）。

不過，為了慶祝這個日子，族人必須連續跳七天七夜的社旺舞，神明才會把“良辰吉日”託夢給巫師。慶祝祭祖日的時候，他們還得遵守很多禁忌，像是不能拿鋤頭、不能開墾土地、不能採摘葉子、不能吵吵鬧鬧等等，“所以，你的祖父成為村長以後，看我們過節過得那麼辛苦，便教我們和他一起慶祝華人農曆新年。大家嘗試跟從了好幾次後，發現沒有不好的事情發生，於是便一直慶祝到今天了。”

“不過，這和欠債有什麼關係呢？”葡萄依然百思不得其解。

“當然有關係，你的祖父生前是個德高望重的人，他很勤勞，也傳授了很多生活智慧給我們，是一個受人尊敬的領袖。他希望我們每年都慶祝農曆新年，就算他已經不在了也要一直慶祝，這就是我們欠他的債。”

“如果不慶祝會怎樣？”

“有一年，我就是太忙了，沒有祭拜到他，也沒時間慶祝，結果那年的收成特別差，”雅各說，他的父親其實不強求後代必須奉上大魚大肉，“如果你那年的生活不如意，沒什麼錢，準備一碗麵也足夠了。”

“那你的名字，怎麼會變成‘China’，成了‘中國’呢？”自葡萄開始識字以後，便發現他的出生證明紙上，名字那欄寫的是“中國之子馬哈特”（Mahat Anak Lelaki China），而不是“雅各之子馬哈特”（Mahat Anak Lelaki Jacob）。

“故事是這樣的，”雅各吞了一口水後繼續說道：“馬來亞緊急狀態時期，我沒有食物券可以買吃的。所以，我被迫和其他人借。而這張食物券的主人，名字就叫做‘Shina’……”

雅各還沒把故事說完，妻子就搶著插口，“你爸爸真正的的名字叫‘雅各’。

媽媽剛認識他的時候，就叫‘雅各’，和我結婚的男子，也叫‘雅各’。”

米拉說的沒錯，他真正的名字就叫“雅各”，但後來怎麼變成了“中國”？

雅各認為，這一切都是政府的錯，“我記得那時候是 1950 年左右吧，有官員進來內陸地區向我們原住民登記門戶，統計人口，大概怕我們和馬共勾結，”他用手搔了一下額頭，無奈地說道：“然後，他們就這樣莫名其妙地把我的名字寫成了‘China’。”

葡萄喜歡聽父母說陳年往事，因為正是那些零零碎碎的故事，拼湊成他現在的模樣——他是色邁族的孩子、特姆安族的孩子，也是中國之子。

不過，他的出生證明紙上的種族欄位怎麼寫的是“沙蓋”（Sakai）呢？

桑奇之戰

當葡萄滿十歲、加利爾九歲時，兩兄弟終於上學了，讀的都是一年級。

由於原住民發展局遲至 1962 年年末，才在樟角車村裡開始蓋起內陸學校，所以在那之前，森林就是他們的學校，父親便是他們的老師。

這所在隔年竣工的學校由木板組成，屋頂鋪的是鋅鋁片，而支撐的柱子是一根根金不換木。四四方方的空間，配置了三個門和多扇窗戶，外面乍看是學校，往裡面看卻變成了教室，牆上掛了一個黑板，地面擺滿了桌椅。

“我想要新褲、新衣和新鞋。”開課前夕，加利爾興致勃勃地說道。

“家裡有什麼就穿什麼。”母親回應。

“先穿日本拖鞋。”父親又補了一句。

“我不要。”加利爾有點不悅。

“你的老師不會生氣的。”母親試圖打圓場。

學校首位老師名叫“班江”（Panjang），是來自霹靂安順（Teluk Intan）的色邁族原住民，他除了教導孩子馬來文語法，也教他們算術。

每次一到數學課，班江老師便會讓學生從抽屜裡抓出一大把橡膠樹種子放在桌上，計算一顆種子加上三顆種子，等於多少顆種子；而十顆種子除以兩顆種子，又會剩下多少顆種子，讓教室在徐徐涼風下，不時發出大珠小珠落玉盤的聲響。

後來，這些以大自然為教材的原住民老師，慢慢地被都市裡的馬來老師給取代了，哈那菲老師（Hanafi）便是在兩兄弟四年級的時候，出現在這所內陸學校裡。

“你身上是什麼味道啊？”當葡萄走進教室時，哈那菲老師快速地用左手捏起

鼻翼兩側，再用右手拍散眼前看不清的烏煙瘴氣，不知那刺鼻的味道到底源自哪裡。

“老師，是橡膠味。葡萄又幫爸爸割膠了！”一名男同學搶著解答。

“你趕快去洗手，換一件衣服，”老師先是對葡萄發號施令，瞥見他一臉難堪，又趕緊對著全班同學滅火說道：“大家不準笑他！”

作為家中長子，葡萄“半工半讀”也好一陣子了，每天早上十點半的休息時 間，他必須準時到橡膠園裡幫父親雅各收集膠水，讓纏綿在一塊兒的汗水與膠味滲透衣服，烙下勞作的痕跡。到了十一點左右，他又得快馬加鞭趕回教室，繼續當一名用心聽課的好學生。

但要在短時間內清除異味，實在太難了。

“爸爸，我明天可不可以不要去割膠了？”葡萄全程低著頭不敢看父親一眼，

支支吾吾地說道：“哈那菲老師說我很臭，讓我很丟臉。”

“可是錢它不臭啊。”雅各不以為然地回了一句。

“明天你穿上爸爸的襯衫吧。”母親嘗試給出解決方案。

她甚至拿出英國牌爽身粉“卡太酷”（Cuticura），為孩子塗抹全身，勉為其難地蓋掉了膠水味，卻藏不了源源不絕的汗臭味。

由於患有氣喘病的加利爾無法分擔這份屈辱，因此葡萄只能日復一日地穿著父親那寬鬆的襯衫、踩著那雙不對稱的日本拖鞋、揹著母親準備的麵粉袋書包，穿梭在教室與橡膠園之間，久而久之，哈那菲老師也對這複雜的氣味免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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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雅各來說，在森林長大的孩子，上不上學其實根本沒差，只要你能在城市裡讀懂公車號碼，不會搭錯車或坐過站；只要你在和外人做生意時，搞得懂加減乘除，認得了鈔票數額，不會被人欺騙或拐賣，就已經很厲害了。

“以前，你的曾祖父不讓我們去上學。”雅各告訴兒子。

“為什麼？”葡萄反問。

“一開始，我的父親，也就是你的祖父的確有計畫讓我們到安順上學，但你的曾祖父不允許，”雅各停頓了片刻，又自我調侃地說道：“若當年我有成功上學的 話，現在可能就和政府打工了。”

葡萄的曾祖父為何不讓孫子上學，這背後或許涉及了戰後心理綜合症。

19 世紀的馬來半島存在兩種奴隸制度：一個被稱作為“債務奴隸”（Debt- Slaves），指的是那些因為拖欠馬來貴族債務或是冒犯了馬來貴族，臨時成為奴隸的一般馬來平民；另一種奴隸則叫“真正的奴隸”（True Slaves），指的是那些在戰爭中被俘虜、被強行掠奪，或是從奴隸捕獵者手中被購買的原住民。

兩者最大的差別在於，前者依然是“自由人”，所以沒有違反“穆斯林不能奴役另一名穆斯林”的伊斯蘭禁令，至於後者則是個沒有權力和法律保障的“動物”。為什麼說是“動物”？因為這些“職業捕手”經常會將原住民分成“野生”和“馴化”兩種——就和一般動物一樣——前者指的是還未被馴化、依然在森林裡自由行動和生活的原住民，後者則是已經被馬來人奴役的原住民。

有一些原住民甚至會自行成立“馴化奴隸”（Tame Sakai）的捕獵團隊，像馴化大象那樣，到處馴化和捕獵其他族的原住民，為的就是保護自己的族人免受奴役，或是從馬來大臣那裡撈取名利、地位與好處。

當時候，被獵捕的男子淪為馬來大臣或皇室的奴隸；女人被搶來當小妾，以填滿當權者的後宮；至於手無寸鐵的老人因為一點利用價值都沒有，則被統統殺掉。其中，又以霹靂州的色邁族，為最大的受害者，因而讓他們再延伸另一個族名——“沙蓋”（Sakai），也就是“奴隸”的意思。

這場你追我逃的戰爭擁有很多個名字，有的原住民稱它為“拉哇之戰”（Perang Rawa），因為主要的捕獵手為來自印尼蘇門答臘的拉哇人（Rawa）、巴達克人（Batak）和曼代林人（Mandailing），而他們都被視為“馬來人（Melayu）”的一種。至於色邁族則稱這場戰爭為“桑奇之戰”（Praak Sangkil）。

什麼是“桑奇”，真正的意思已難以追溯，但有者表示，“Sangkil”指的是“把一隻腿放到另一隻腿上”，似乎暗示著那些經常獵捕原住民的民族，喜歡“蹺腳坐”，而這種刻板印象在經過許多代人的口傳後，逐漸變成“拉哇人”的代名詞。

根據美國人類學家羅伯特登丹（Robert Knox Dentan）的研究調查，一位色邁族長者曾告訴他，“桑奇之戰”不單純涉及普通的奴役制度，因為它的終極目標是為了“滅絕色邁族”。

在霹靂州安順的近打河流域和美羅河流域附近，以前就是色邁族最常被捕獵的“地雷區”，而金寶（Kampar）有個村的名字就叫做“石鏈村”（Kampung Batu Berangkai），據說，很多原住民的腳踝曾被扣上石鏈，以一串為單位，被送到不遠處的榴蓮塞巴當（Durian Sebatang）進行人口販賣。

初期的時候，捕獵手會把原住民賣給當地的馬來大臣、菁英、蘇丹或皇子，價錢非常便宜，每個月、每個奴隸只需要一令吉租金（約新臺幣七元），若你認為他工作能力不好，還可以要求退貨。

第一輪的交易完成以後，剩下的原住民便會被運輸到荷屬東印度軍隊在印尼巴達維亞（Batavia）的總部，也就是如今的雅加達（Jakarta）繼續販賣。

奴隸市場之大，橫跨整個馬來世界（Alam Melayu）：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泰南、菲南群島、新加坡島、汶萊和東帝汶等南島民族生活的地區。

這個奴役制度盛行了好長一段時間，才被當時的霹靂英籍參政司畢治（J.W.W Birch）廢除，結果引起馬來蘇丹阿都拉（Sultan Abdullah）的強烈不滿，認為他違反了《邦咯條約》裡“答應不干涉馬來習俗與宗教事務”的約定。

隨著抗英情緒高漲，馬來蘇丹阿都拉於 1875 年 7 月 21 日在榴蓮塞巴當與眾多馬來大臣召開會議，批准了一場暗殺行動。

同年11月2日，畢治在巴西沙叻的近打河洗澡時，遭到拿督馬哈拉惹里拉（Datok Maharajalela）和他的隨從瑟普東（Si Puntum）暗殺。

不過，這個暗殺動機一直存在巨大爭議，馬來人認為，拿督馬哈拉惹里拉是一個馬來民族主義英雄，對抗不受歡迎的帝國侵略者；但原住民卻認為，他是一個奴隸販子，對於自己的奴隸生計被破壞而憤怒，所以才會殺了畢治。

據說，一直到 1884 年左右，“桑奇之戰”才真正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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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解放後的原住民奴隸，有的融入了馬來社區，與馬來人通婚，變成了穆斯林，有的則逃進了更隱蔽的深山，過著與世隔絕的生活。

葡萄的曾祖父拉沙穆沙，便是那個黑暗時代的倖存者。

一開始，他帶領色邁族和特姆安族的跟班，從雙溪查旺村（Kampung Sungai Cawang）逃到宋溪（Sungkai），但那裡住了太多的馬來人，於是他們被逼再搬遷到樟角柏淡（Changkat Bertam），結果發現，附近的安南河住了許多鱷魚，非常危險，最後他們又逃到六公里以外的巴勇山（Gunung Payung）。

作為族人的領袖和巫師，拉沙穆沙在尋求巴勇山神的允許後，成功開拓一個新的村落，取名為“巴勇山村”（Kampung Gunung Payung）。

“那我們的村子，為何現在叫做‘樟角車村’呢？”葡萄好奇地問道。

“老人家說，那是因為在很久以前，曾經有村民試圖移走一隻跌入陷阱的犀牛遺體，而他們使用的是一個有輪子的木製小車子，”葡萄的叔叔依都（Edo）解釋：

“所以後來，巴勇山村便改名為‘樟角車村’了。”

到了 1963 年，原住民事務局（JHEOA，現改名 JAKOA）又化身“命理師”幫這個村進行改名，而這次改成了“依容原住民村”（Kampung Orang Asli Erong），並一直延用到現在。

雖然說，該名的靈感來自於附近的依容河（Sungai Erong），但有關當局大概不知道，在印尼南蘇拉威西（South Sulawesi）的望加錫，“Erong”指的是托拉查族死後掛在懸崖峭壁的“懸棺”，彷彿這個村的族人命運，早在很久以前就已經譜寫好了。

葡萄成熟了

“你們兩兄弟，一定要去打巴（Tapah）繼續升學，”雅各說出這話時，葡萄已經十四歲，加利爾十三歲，他們被告知村裡的內陸小學只提供五年教育，所以想要順利拿到小學畢業文憑，唯有前往打巴，完成六年級課程。

那時候，葡萄還未搞懂國家的教育體制，他不知道小六畢業以後，還可以唸中學，中學畢業以後，還可以唸大學，但他清楚知道，家裡沒什麼錢。

“我會去找錢的。”雅各要孩子放心，因為原住民事務局已答應會負擔他們的學雜費、宿舍費和生活費，所以他只需要想辦法掏出一些零用錢。

從1968年到1973年，葡萄和加利爾都在打巴生活，他們先是從國民型男子小學（Sekolah Kebangsaan Lelaki）畢業，接著又到哈密坎國民型中學（Sekolah Menengah Kebangsaan Hamid Khan）繼續升學。而他們和幾位朋友就這樣一路唸到高中二年級，考了一張馬來西亞教育文憑（SPM），成為依容原住民村史上學歷最高的一群人。

隔年，兩兄弟決定到霹靂實兆遠（Sitiawan）的農業培訓中心，學習農業和養殖業知識，但在那短短三個月的時間裡，本來就體弱多病的加利爾，便開始一直進出醫院，體重不斷下滑，瘦得跟皮包骨一樣，可醫生偏偏診斷不出病因。

“你的弟弟生病了，我很擔心。”眼見加利爾沒日沒夜地在咳嗽、發燒，一天比一天憔悴，雅各開口閉口都是同一句話。

“爸爸，加利爾是好孩子，他沒有和任何人有什麼過節，他是好孩子。”葡萄想不通，那三個月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弟弟怎麼會病成這樣？

由於色邁族相信，一個孩子經常生病，一定是因為他和父母的八字不合，必須送養他人或改名轉運，所以一名膝下無子的伯父，便成日對加利爾虎視眈眈，要雅各把二兒子割讓給他。

可雅各不信這一套，加利爾和其他孩子都是他的心肝，所以他死都不願放手。三個禮拜後，加利爾便永遠地睡下去了，解剖結果證實死因為肺結核。

每一天，葡萄和父親都會準時出現在加利爾的墳前，為他送上熱烘烘的飯菜與咖啡，一直到頭七那日，他知道自己必須與弟弟永遠告別了。

葡萄不捨地望著加利爾的墓碑，想起他超凡的繪畫天份、想起那幅遲遲未完成的全家福、想起弟弟生前有多麼渴望成為一名原住民藝術家。

但這個偉大的願望一直沒有實現，往後也不可能再實現了。

那一年，加利爾才二十一歲，而他的遺體，就躺在兩個早夭的弟弟——瑟哈克（Sehak）和伯爾漢（Borhan）的身旁。

瑟哈克過世時年僅六歲，伯爾漢則是五歲，兩人相隔兩週過世，死因都是高燒不退，來不及從內陸森林送到城裡的醫院治療。

“生老病死都是天註定的，神明更疼愛這幾個孩子。”每次想起她死去的骨肉，米拉都會吐出這句話，再嘆一口氣。

加利爾走後七年，輪到葡萄的妹妹依瑪（Imah）生重病。她的下半身不知何故突然癱瘓，只能躺在房裡的草蓆上，像個植物人一樣，活著如同死了。

雖然村裡的人都在背後議論紛紛，指依瑪一定是被下了降頭，才會變成這副模樣，可葡萄不信，“我妹妹是好人，我們全家都是好人，她到底做錯了什麼？” 1982年2月17日凌晨四點，依瑪終究撒手人寰，得年24歲。

與大部分原住民一樣，色邁族相信這個世界共有七層：第一層到第五層住了魑魅魍魎、死去的人和精靈，其中第一層由巨龍看管；第六層是充滿疾病和炎熱的地 方，也是人類的居住地；而第七層是人死後才能抵達的天堂，也是神與巫師的樂園。

雖然說，英年早逝之人，一般會困在第六層裡陰魂不散，但米拉認為，依瑪生前受盡了苦頭，她有權去到第七層。

自瑟哈克、伯爾漢、加利爾和依瑪陸續過世以後，雅各和米拉漸漸變得一蹶不振，失去活下去的動力。雅各更開始酗酒，成天用酒精麻醉他痛失孩子的痛苦，“你一定要照顧剩下的弟妹，阿巴斯（Abas）和比比（Bibi）”。

“我知道。”那時的葡萄早已成熟，娶妻生子，在吉隆坡闖蕩好幾年。

他是國營原住民第七電臺（Radio 7 Orang Asli）的廣播人“DJ馬哈特”，他要為族人發聲，說故事，哪怕一個月的薪水只有一百八十令吉（約新臺幣一千兩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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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名稱：Balei Jenulak （社旺大廳） 日期：每逢星期三

語言：色邁語 時間：下午兩點至三點

—————開場白—————

Bantuk jiik abek Guruk, 古魯，請幫助我們，

Bei hiik Be-Julak, 一起進行社旺儀式，

Bei hiik perman ruai Gamok, 一起吟唱剋魔的詩，

Bei hiik perman ruai mai gaib laluk, 一起重溫舊時情懷，Bei hiik perman Je-Nulak manah. 一起啟動古老的社旺儀式。

Hiik geletak, leng-lung-lang di tangga laman, 啊，社旺的音樂在大廳裡迴盪， Hiik perman ruai Gamok, 我們請了剋魔來吟詩， Hiik perman kelook peterik loi, 我們請了高山公主來唱歌，

Hiik perman ruai mai gaib laluk, 我們請了已逝之人來說話，

Re-labej, re-labooj jajah menoa, 東聲西響，佔據每片大陸， Bei……! Hiik bekisar ku pangkal Balei, 來啊，我們一起跳舞吧，

Bei……! Ajar jiik ya enjen abeik guruk, 來啊，教教我們吧古魯， Jiik Berjulak cerah e-arik~ 從晚間七點一直到清晨七點。

唸過一連串的啟動咒語，馬哈特關閉了調音臺的麥克風按鍵，再把連結卡帶播放器的推子往上挪移，此時，耳邊傳來的是社旺古魯 Yok Yep 的歌聲，背後還能聽見幾個女人有節奏性地敲打著竹筒，跟著他吟唱。今天，馬哈特要把馬來貘的靈魂帶進錄音室裡，讓聽眾感受到它們在熱帶雨林裡穿梭的步伐，以及聽見它們覓食的聲音。

1959年2月3日，“原住民第七電臺”在吉隆坡馬來亞廣播電臺通過短波49 米-6100千赫茲首次播出，播放時間為每天下午三點至三點半，僅半小時，使用語言為馬來半島最龐大的兩支原住民語系——色邁族語和特米亞族語。後來，播放時段又從早上八點延長至晚上十一點，同時增加了嘉坤族語和特姆安族語，總共四種原住民語。而電臺標語為“Moi Num Moi ”，是特米亞族語，意思為“與眾不同”。

根據英國人的記載，這個電臺最初的成立目的，是為了讓住在內陸森林的原住民認識到國家安全的重要性，避免他們受馬來亞共產主義的影響。但隨著馬來亞獨立、馬共放下武器以後，這個目的已經失去正當性，因此播放內容也逐漸變成與馬來半島十八族原住民有關的新聞信息和傳統音樂，包括“社旺”（Sewang）等等。

什麼是“社旺”？馬來西亞國家語文出版局至今仍未寫下官方詮釋，沒有人知道它究竟是馬來語，還是原住民語。但對於原住民社群而言，這是一個與他們生活劃上等號的名詞。“社旺”擁有很多功能，巫師能以它治癒百病，族人可靠它娛樂日 子。“社旺”擁有很多形式，它結合了咒語、音樂和舞蹈，當巫師點燃甘文煙，在空中揮灑一把稻穀米粒，他能呼喚整座森林，讓大自然的靈與族人聚集在同一個廳內。

除了“Sewang”，“社旺”還有很多種叫法，包括“Jenulak”和“Asyik”。馬哈特在 1974 年從枯燥乏悶的油棕工人生活，逃進了錄音室後，便和上司兼恩師 Achom Luji 一起用“聲音”代替葉子和花朵，在這裡架起了“社旺大廳”（Balei Jenulak）。到了 2001 年，馬哈特又建議高層把電臺改名為“Asyik FM”，並一直沿用到現在。

每一天，他都要訪問原住民領袖和政府人員、到全國各地的內陸森林，尋找和錄製已快消失的社旺音樂、寫廣播劇、剪輯製作節目、翻譯新聞以及播報新聞等等。為了說好原住民的故事，他經常窩在圖書館裡翻閱舊文獻、四處採訪老人家蒐集資料，或存錢買書，逼迫自己要在一年內閱讀四十本與原住民有關的學術書籍，因為沒做好功課就踏入錄音間裡，如同一個人洗了澡，卻不塗肥皂一樣空虛。

“來，長頭髮那個，你又有什麼意見嗎？”成年以後的馬哈特如願留了一頭長髮，但他隱藏多時的反骨個性，似乎也從髮根裡溢滿出來，令他的上司感到很頭痛。從懷抱著遠大理想的青年，到一名憤怒的中年男子，馬哈特對國營電臺的體制一直存有不滿，他不明白，高層為何不在霹靂州安插一名色邁族廣播員？為何不在吉蘭丹州安排一名特米亞族廣播員？為何不在森美蘭州安置一名特姆安族廣播員？為何不在柔佛州安放一個嘉坤族廣播員？

這些州屬是這四大原住民族的家鄉，也是最靠近森林和族人的地方。但如今被困在鋼骨森林的他們，只能每天播報無關痛癢的新聞。再來，這些原住民廣播員也面臨族語講不標準，被聽眾投訴的困擾。馬哈特曾建議高層，設立色邁族、特米亞族、特姆安族和嘉坤族，四個各別的“編輯臺”，讓精通族語的專家解決他們的語法問題。然而時至今日，每個族的廣播員依然得在開麥那一刻，將眼前的馬來新聞稿，現場轉譯成原住民語，讓他們措手不及，錯誤百出。

最讓馬哈特失望的是，本來應該保護原住民權益和爭取原住民福利的馬來半島原住民協會（Persatuan Orang Asli Semenanjung Malaysia, POASM），從來沒有試圖改善這個現象。儘管歷代主席都是原住民領袖，但他們拿了“鑰匙”、發動了“引擎”之後，不知何故都不願踩下油門，令所有令人心煩意噪的問題，一直停滯在原點。

無人把關的後果，最終引來了馬來西亞伊斯蘭發展局（JAKIM）的大駕光臨。 2011 年 8 月 31 日起，宗教局開通了傳教電臺“ Salam FM”，讓它與“Asyik FM”共享同一個頻道，從晚上十一點播放到隔天早上八點，每天還會準時進行五次宣禮禱告（Azan）和講解《可蘭經》條文。後來，他們更委派已經信奉伊斯蘭教的原住民，各別用色邁族語、特米亞族語、特姆安族語和嘉坤族語主持“宗教提醒”（Tazkirah）。

每當原住民節目與穆斯林的晨禮、晌禮、晡禮、昏禮和宵禮相撞，廣播員都得讓路給“真主阿拉”，等宗教師朗誦完阿拉伯經文後，才能重新控制錄音室，繼續播放剛剛被中斷的音樂或信息。就算原本播著的社旺音樂正好抵達高潮，剛進入節目的重點，他們也得馬上切斷，斷掉森林的一切聲音，斷掉自己主持到一半的大好心情。

馬哈特工作了七年，才成為國營電臺的正式員工，而他在 2010 年退休之前領到的最後一份薪水，只有兩千九百八十九令吉十五仙（約新臺幣兩萬六百二十六元）。這十二年裡，他受盡了馬來人的屈辱，當過政府的“奴隸”，做了很多違反原住民魂的事情，但與此同時，這段不長不短的廣播人生也造就了他敢於發聲和寫作的勇氣。

沒有歷史和文字的人

在原住民電臺當廣播員和主持節目的日子裡，馬哈特偶爾會想起母親給他們兄弟姐妹講故事的那把迷人嗓音和生動的模樣。小時候，村裡沒有電視和廣播這些娛樂設備，所以每個晚上，他們都會圍在母親身旁，聽她用色邁族語講神話和傳說：“記住，千萬別嘗試背棄老人家，尤其是你的父母，要不然會被詛咒。”

“什麼是……詛咒？”加利爾問道。

“若你們背棄老人家，就會受到詛咒，像叛子西淡鋼一樣變成石頭！”當米拉說到“石頭”這個詞時，她故意調高音量，再搭配一臉猙獰的表情，希望可以警惕孩子，一定要孝順父母。

“媽媽，西淡鋼做了什麼？為什麼他會變成石頭？”八歲的依瑪睜大她那圓溜溜的黑眼珠，迫不及待想知道故事的來龍去脈。

“很久很久以前，有個原住民小子，名叫‘西淡鋼’，他的父親叫‘達浪’，母親則叫‘德魯瑪’。某一天，西淡鋼被一群馬來人給抓走了，成為一名馬來船長的手下。後來，西淡鋼開始從商，漸漸變得有錢，接替了船長職位，還娶了馬來公主為妻，可沒人知道，他其實是一個原住民。”

米拉見孩子聽得全神貫注，又繼續說道：“西淡鋼成為有錢人後，一直沒回過村子，直到某天途徑巴生河，才與久未相見的父母重逢。當時候，德魯瑪與達浪興奮地拿出猴子肉歡迎孩子歸來，可西淡鋼見父母穿著纏腰布那落後的樣子，便對自己的真實身分感到羞恥。他不想再當原住民，不想被妻子和隨從知道他的秘密，所以他拒絕與親生父母相認。德魯瑪在極度失望之下，只好詛咒自己的兒子，‘如果西淡鋼真的是喝我奶水長大的話，請神明把他變成一塊石頭，’說完之後，西淡鋼就和他的船一起變成了一塊大石頭。”

馬來著名作家阿都沙末阿莫（Abdul Samad Ahmad）在 1955 年也把同一個故事，出版成馬來寓言小說《叛子西淡鋼》（Si Tanggang Anak Derhaka），還成為家喻戶曉的課綱教材，只不過，故事裡的主人翁西淡鋼，是一名馬來漁村的窮小子。而阿都沙末阿莫也用筆墨，將雪蘭莪的“黑風洞”（Batu Cave）描繪成西淡鋼變成的那塊石頭。

這個石灰岩在四億年前就形成的洞穴，本來就是原住民的住所，但如今矗立在外的巨大雕像不是“德魯瑪”，也不是“達浪”，而是四十三公尺高的金色“穆如 幹”（Murugan）這個全球最高的戰神神像，同時也是世界上第二高的印度教神像。

原住民寓言故事變成馬來人的，原住民洞穴變成印度人或華人的神廟，還有什麼東西，是屬於原住民的？馬哈特在成年以後，逐漸意識到，這個國家的歷史是由勝利者書寫的，而他和大部分原住民一樣，是“沒有歷史和文字”的隱形人。

根據英國人的記載，當年最先抵達馬來半島的明明就是矮黑人、賽諾伊人和原始馬來人，接著才輪到來自印尼的“第二馬來人（Deutero-Malay）”、來自中國的華人、以及來自印度的印度人。為何歷史課本里面，把“馬來人”描寫成“原住民”、“土著”？為何這些“後來者”有勇氣自稱為“馬來半島的主人”？

也許是因為那個時候，真正的原住民都在森林裡逃跑，擔心被獵捕、被奴役、被殺害，而馬來人很聰明，他們擁有文字，所以控制了歷史。

翻開六零、七零，甚至是八零年代的舊報紙，完全找不到任何有關原住民的記載。他們長什麼樣子？對於外來者有什麼想法？馬哈特完全無法追溯。

以前，“原住民”（Orang Asli）並非命運共同體，例如色邁族就是色邁族，特米亞族就是特米亞族，若有個原住民在城裡做壞事，那村民會說“某某色邁族人被警察逮捕了”，因為做錯事的不是所有的原住民，所以不能使用“原住民”這個名詞。

可那十八個族群后來怎麼就接受了“原住民”這個統稱呢？他們當時候的心情如何？

馬哈特窩在國家圖書館裡，努力地從泛黃的紙堆裡尋找答案，但沒有結果。

後來，聰明的馬來西亞政府又將原住民的族名，統一簡化成“其他族群”（Dan Lain-lain），讓他們消失在官方表格和國家系統裡，可馬哈特不想忘記自己的根，忘記自己是誰。每當朋友問他是什麼種族時，他總是一臉驕傲地回應：“我是色邁族”。

翻開馬來文學作品，大部分都離不開愛情元素與傳教主題，而原住民的形象經常是骯髒、醜陋和笨拙的，例如已故馬來文學家依薩莫哈末（Ishak Haji Muhammad， Pak Sako）寫的諷刺作品《大漢山王子》（Putera Gunung Tahan）就寫道：“沙蓋人

（Sakai）必須捨棄他們不好的文化，和馬來人一起擁抱伊斯蘭教。”

當馬哈特讀到這一段敘述時，不禁搖了搖頭。

他不明白，馬來人為何不能與原住民一起擁抱這個國家的未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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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ntut jati diri Orang Asli, 訴求原住民的身分，

Tuntut budaya Orang Asli, 訴求原住民的文化，

Tuntut maruah Orang Asli, 訴求原住民的尊嚴，

Tuntut ilmu Orang Asli, 訴求原住民的知識，

Tuntut itu, tuntut ini, 訴求那個，訴求這個，

Tuntut apa? “Tuntut” 訴求什麼？——《訴求》

   “目前大部分有關原住民的事務，都是外人寫的，我希望原住民可以自己寫自己的故事，說出自己的不安，”1996 年 9 月，馬來人類學家旺扎瓦威博士（Dr Wan Zawawi Ibrahim）在一場針對馬來半島原住民土地問題的會議上提出，原住民應該要自己創作文學、電影、音樂和詩詞等等。

他認為，“來自內部的聲音”非常重要，因為一個國家的“主導話語”並不一定能反映內部的真實，相反地，“日常定義的現實”或是“底層的話語”必須時時刻刻與“權威定義的現實”做出對抗。

旺扎瓦威抨擊，在西方殖民者眼裡，所有的非西方國家即為“東方”，而這些地方都是“缺乏文明”的，因此在白人的筆觸下，原住民或土著經常被標籤為“懶 惰”、“宿命論者”、“容易向命運低頭”以及“反對建設”等。

然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人類學”本來就是西方帝國主義產生的一套學科系統，目的是為了紀錄他們統治的族群“資料”和“知識”。

他指出，正是這種“功能主義視角”，讓原始社群始終成為被研究的對象，包括強調他們傳統的生活型態，卻不提及他們被殖民的後果與改變，也不寫他們反殖民的歷史，彷彿所有被研究的對象都是“沒有主動權的物體”。

旺扎瓦威這一席肺腑之言，講得鏗鏘有力，打動了現場一名年輕人的心，會議結束以後，馬哈特走進了他的辦公室，將一份禮物交給了對方，並說道：“博士好，我這裡有八篇有關原住民的短篇小說選集，不知道可以出版嗎？”

這一疊手稿涉及的題材非常廣，包括了部落女權、生活型態、土地糾紛、男女關係、權力鬥爭、邊境議題、債務問題以及傳統文化等等，而它們都推向了同一個主軸，那就是原住民如何面對全球化，並在國家的轉變中尋找自己的身分認同和存在。儘管原住民學術領域早已存在許多傑出代表，包括 Itam Wali、Bah Tony、Long Jidin、Juli Edo 和 Achom Luji 等等，但他們寫的大多為學術文章。馬哈特與眾不同的地方在於，他選擇了文學。

在馬來西亞，大部分文學作品都是馬來作者寫的，他們通常只會描寫馬來人的故事，就算偶爾會觸碰原住民題材，也都帶有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與錯誤詮釋，因此馬哈特的出現，正好填補了這個空缺。

2001年，馬來西亞首部原住民文學作品《訴求》（Tuntut）就此誕生，讓國內外的人類學家首次接觸到來自馬來半島原住民的“內部聲音”。

初出茅廬的馬哈特，得到的版權費只有800令吉（約新臺幣5500元），但他並不介意錢的多寡，因為他唯一的目標是奪回原住民的話語權——不管原住民是 蠢、是笨、是醜，還是窮，原住民自己說了算。

大聲吶喊吧

“Jeritlah sekuat-kuatnya supaya ada orang yang mendengarnya. Kamu sakit.”

“大聲吶喊吧，好讓他人知道，你在那，你在痛。”

原住民沒有歷史，那就找回來；原住民沒有文字，那就寫出來。

《訴求》出版後，成功在馬來文壇引起騷動，許多作家和學者紛紛買上一本，一睹為快。他們想認識馬哈特、想看一眼馬哈特、想和馬哈特說上一句話，想知道這個來自偏遠森林、學識淺薄的原住民男子，到底有何過人之處？

後來，馬哈特又接連出版了《桑奇之戰》（Perang Sangkil）和《奴隸》（Hamba）這兩本根據原住民口述歷史改寫的文學小說。

其中，在《桑奇之戰》裡，馬哈特不斷以“內陸人、原始人、森林人、山上 人、野生人、上游人”這些人類最原始的稱呼，去強化自己的族人和其他原住民的身分認同，並讓他們與馬來人/印尼人、華人、印度人和英國人這些“外來者”接觸，透過描寫各種猜忌、憤怒和困惑的內心戲碼，去重現原住民的集體恐懼。

這段國家不願承認、政府刻意隱藏的黑歷史，原住民讀了非常有感，但馬來讀者這回卻生氣了。

有一派人感到生氣，是因為他們不相信，馬來人的祖先曾對原住民做出“奴 役”這種不人道的事情。他們認為，馬來人和原住民形同手足，大家都是這個國家的“土著”（Bumiputera），怎麼會自相殘殺呢？

事實上，20世紀初期的馬來亞（如今的馬來半島）社會，出現了一個從梵文借來的詞彙——“Bumiputera”，意思為“土地之子”或是“土著”。

這個詞，在馬來亞獨立以前，就一直被馬來政治菁英使用，為的是傳遞一個訊息：“馬來（西）亞是‘土著’的馬來（西）亞。”

但是，誰能自稱或被歸類為“土著”，仍備受爭議。

這個詞彙即沒有在憲法中被清楚闡明，界定也含糊不清。直到1969年5月13日，馬來西亞爆發了以馬來人和華人為主的“五一三種族衝突事件”，時任首相敦拉薩（Tun Abdul Razak）為了緩解國內緊張的族群關係，以及安撫馬來人在經濟上處於弱勢的不安，才順勢為“土著”一詞建構了新定義：自此，馬來人、東馬原住民和馬來半島原住民的身分被綑綁在了一塊兒。

當時，敦拉薩頒佈了《新經濟政策》，賦予“土著”特別權利，讓他們在教育、就業與房屋買賣時，擁有優先權和更多機會。

然而，據被譽為“土著袈裟”的《馬來西亞聯邦憲法》第153條文：“馬來西亞最高元首有責任保護馬來族與沙巴州和砂拉越州的原住民的特殊地位，以及其他民族的合法權益”，卻沒有使用“土著”這個字眼，只點出了“馬來族”與“東馬原住民”，未見“馬來半島原住民”的蹤影。

這種模凌兩可的定義，不斷遭人詬病，甚至有人直接點出，在許多馬來政治人物眼裡，“馬來半島原住民”的存在是令人討厭的，因為這不但會暴露馬來人是印尼“移民”的真相，也會破壞他們誓死捍衛的特權。

時至今日，馬來半島所有原住民仍稱馬來人為“Gop”，而非“Melayu”，就足以推翻兩者本是同根生的說法。什麼是“Gop”？翻開國家辭典是找不到任何註解與例句的，但英國人類學家Ivan Tacey將它解讀成“外來者”和“局外人”的代名詞。

在一些原住民族語裡，“Gop”還有一個特別的意思，它指的是在河裡“捕撈”魚蝦的動作。

根據嘉戶族的口傳歷史，由於馬來人初次抵達這片土地時，請求原住民收留他們的手勢與“捕撈”非常相似，都是兩手攤在眼前上下襬動，所以原住民的祖先便稱這群語言不通的人為“Gop”，並一直沿用到現在。

為了捍衛馬來人的特權，馬來西亞政府當然不希望這段真實關係曝光。

在1973年10月6日的一場會議上，有官員甚至一度建議把“原住民”（Orang Asli）這個名稱，改成“老兄弟”（Saudara Lama），但卻被原住民社群給拒絕了，因為他們不想要和馬來人稱兄道弟，到最後丟失了自己的身分和權益。

馬哈特心想，那些揚言要把他控上法庭、讓他吃牢飯的馬來人，或許只熱衷於閱讀馬來愛情故事，喜歡那種娶三妻四妾的狗血劇情，或只愛看伊斯蘭教救贖世人的篇章，從來沒挖掘英國人留下的文獻和聆聽原住民的聲音，直視那血淋淋的真相。

當然，還有一群開明派馬來人，對馬哈特勇敢說出歷史原貌感到敬佩。他們甚至鼓勵馬哈特加強筆觸，把原住民在那個時代的血與淚，大膽地用文字揮灑出來。例如，知名馬來舞臺劇編導兼導演希山慕丁萊益斯（Hishamuddin Rais）便抨擊他力道不夠，依然困在奴隸的靈魂裡面，應該用原住民的精神來書寫，別再被馬來人禁錮了。除了揭開族人的傷疤，將它們赤裸裸地攤開在陽光底下，馬哈特也把自己錯綜複雜的家族故事編寫成《我們》（Kami）這本書，挑戰以第一人稱視角，讓已故的父親雅各和母親米拉重新“活過來”，訴說自己的陳年往事和祖先流傳下來的故事。

儘管曾遇上不良出版社，讓馬哈特一分版權費都拿不到，但他仍堅持繼續寫作，繼續大聲吶喊，以便他族能看見馬來半島原住民的身影，聽見他們微弱的聲音。他寫《最後的職位》（Pos Terakhir），試圖套入自己的靈魂，以“馬哈特”之名塑造了一名於七零至八零年代，在原住民事務局工作的色邁族男子，寫他在政府機構與原住民部落之間徘徊的故事。

他寫《小人物》（Orang Kecil）， 描述原住民習俗地被貪婪的資本家奪走後，那些選擇勇敢抗議的人為何被挨批讓族人蒙羞，選擇靜默的人卻被視為“好孩子”。他寫《魯達亞鬼》（Ludaad），重建1948年至1960年馬來亞緊急狀態期間，三萬名原住民支持馬共對抗英殖民政府，最後卻與族人自相殘殺的故事。

在色邁族傳說裡，魯達亞鬼通常住在大石頭或腐爛木頭的隙縫裡面，它們的外貌神似一名四五歲的孩童，經常成群結隊，步伐快如閃電，在森林無處不在。

由於巫師是唯一一個可以看見魯達亞鬼的人，因此有的巫師會“收服”魯達亞鬼，使喚它們用吹筒攻擊敵人，讓他人生病。

馬哈特筆下的“魯達亞鬼”和原型不大一樣，書裡的“魯達亞鬼”指的是馬共成員以及那些支持馬共，成為傀儡、小弟和跟班的原住民。他們擅長變臉，殺人不眨眼，美其名是一起對抗英殖民政府，但最後，原住民到底得到了什麼？

也許只有一包鹽，或是一支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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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哈特綻放出的文學之花，是在求時期就播下的種子。

年少的他喜愛閱讀，也曾寫過一些文章，但基於父親不鼓勵他創作，家裡又沒有書櫃或桌子，所以他只能將那些偷買回家的書本，統統藏在廚房裡的麵粉袋。

若不幸被母親發現的話，這些“精神養分”便會淪落為榴槤樹的肥料。

“好的事情也好，壞的事情也罷，別寫出來比較好。”從小到大都扮演好“長子”角色的馬哈特，在成年、搬離森林以後，第一次忤逆父親的意願。

儘管知道自己的學歷不夠格，寫出來的文字空洞、乾燥、乏味，宛如一片奄奄一息的土地，沒有綠葉與碩果，但馬哈特想要寫作，想成為一名作家。

他深知，馬來半島原住民僅佔這個國家不到百分之一的人口，若他不開始提筆的話，那要等到什麼時候，原住民才會開始寫作？

就這樣，馬哈特從黑髮一路寫到白髮，然後在寫了二十年後發現，自己依然是馬來西亞唯一一個原住民文學家，而曾經閱讀他作品的原住民，更是寥寥無幾。

原住民為何都不閱讀，都不寫作呢？

馬哈特依稀記得，自己曾在國家藝術學院（ASWARA）辦過幾場書評活動，卻從來不見原住民的身影。

他感到好奇，許多原住民青年的學識背景都比他高，可就是沒有興趣說故事，就連小地方的歷史記載都沒人願意寫，好似所有族都已經絕子絕孫一樣。

至於他自己的四個孩子？

馬哈特一想到這兒，就嘆了一口氣，不知道他們是否是“中國製造”（Made in China）的。

第四個名字

“山上的沙蓋峇峇（Sakai Baba）又過年了！”每年的華人農曆新年，住在依容原住民村腳下的馬來人，都會說同一句話。他們不知道，這群原住民為何會慶祝華人節慶，感覺有點像馬六甲和檳城的“峇峇孃惹”（Baba Nyonya），卻又不太一樣。

在迎接兔年的前一個早上，天空下起了滂沱大雨，讓原本應該在早上九點進行的祭祖儀式，耽擱了半小時。

隨著族人撐著雨傘，將馬來滷面、白色三蒸酒、香菸、真栳葉、檳榔、石灰 粉、中國柑、啤酒、燒豬、三角標止痛退熱粉，還有年年必有的年糕，放置在祭祖小屋的長方形桌檯上，負責儀式的阿葉（Ah Yap）也趕緊在爐壇上插下幾根紅色蠟燭，讓所有留著何亞海血統的子孫們，點燃他們手握的“香”。

已經七十歲的馬哈特穿著一襲深紅色唐裝，一邊拿著香火喃喃自語，一邊觀察身旁這些橫跨了八、九代的家人——他們有的參雜了印度血統，變成了印度人，膜拜穆如干神；有的參雜了馬來血統，蓋起了秀髮，變成了穆斯林；有的保留了“沙蓋峇峇”的血統，即是原住民，也是華人，但卻信了耶和華，躺入了主的懷抱。

馬哈特已記不清自己在什麼時候也變成了基督徒，好像每幾年都會被信奉基督教的妻子和親友帶去教堂洗禮一次，如同更新路稅一樣，但他始終看不見那道聖光。

“祖父祖母、爺爺奶奶、爸爸媽媽，我是阿葉，新的一年……到了，這是子孫們為你們……的饗宴，請好好慢用，也請在……裡繼續保佑……，讓我們平安無事，……順利。”暴雨砸落下來的聲音，打在阿葉的雨傘上，讓他的禱告聲聽起來如同電視機的雜訊，而何亞海的墳墓，在經歷了無數個風吹雨打後，早已倒下並陷入土裡。上面的字跡模糊不清，讀不出任何漢字，看起來更像一堆程式亂碼。

祈禱儀式結束後，何亞海的後代便將一根根香火插在爐壇裡，閉上眼睛，雙手合十，說出新一年的願望。接著，一眾人再撐起雨傘，移步到祭祖小屋旁的石磚火 爐，將摺好的金紙銀紙一張張丟進裡面燃燒，燒給何亞海和其的祖先。

傍晚時分的依容原住民村，雨終於停了。

每家每戶都掛起了紅燈籠和紅春聯，儘管他們看不懂，也不明白何謂“春滿人間百花吐豔，福臨門廳四季常安”。至於那些膚色偏黃、黑、褐的孩子，則紛紛穿上紅彤彤的衣服、旗袍或唐裝，在村裡跑來跑去，挨家挨戶地討紅包。他們一會兒放煙花，一會兒燃炮竹、一會兒又把“風火輪”丟在地上燃燒，讓它進行360度旋轉。

當黑夜降臨，五彩繽紛的火光卻照耀了整個村子的上空，小孩的嬉鬧聲與無間斷的炮彈聲傳遍山谷、小溪、油棕園，也傳到了馬哈特的耳根。

此時此刻的他，正坐在屋裡的書桌前，不為所動地寫著最新一本著作《我們是來自同一棵樹的嫩葉與老葉》（Kamilah daun-daun hijau tua dan muda daripada pohon yang sama），內容關乎依容原住民村的過去、現在和未來。

他一邊提筆，一邊感慨，原住民有很多歷史沒有被好好記載，很多故事沒有被保留。他想起小時候，外公梅格（Aki Megat）教他巫術時，敦促他只能用大腦或用心記，不能寫下來，因為寫了就不靈了。外公還告訴他，只要喝下一杯咒語水，就能把咒語給統統記住，但馬哈特還來不及喝到傳說中的“那杯水”，外公就先死掉了。

如今，村裡已經沒有巫師（Tok Halaak），只有“谷歌大神”（Google），族人生病不再靠社旺儀式治病，而是用手機上網查詢該吃什麼藥。

色邁族的傳統樂器也慢慢走入了歷史，曾是小提琴樂手的外公梅格，因為嫌棄馬哈特沒有音樂天賦，不願意把傳統歌曲傳授給他，所以現在沒有族人會拉小提琴或演奏傳統音樂了，他心想，那個藏在外公小提琴裡的靈“Nabi Daud”應該也不見了。

以前的年除夕夜晚，依容原住民村的村長會在住家門前架起一個大舞臺，號召全村人一起跳原住民社交舞（Tarian Joget），每個女人都會打扮得花枝招展，像“社交公主”（Puteri Joget）一樣，在小提琴、擊咚鼓（Gendang）、鑼（Gong）、口風琴（Harmonica）和哨子笛（Serunai）的伴奏下，等待男人來邀舞。至於長輩們則會吟 詩、唱歌，與全村人一起大喝啤酒，一直歡騰到隔天太陽出來，迎接新的一年到來。

這樣的場景，套用在現在式，其實沒有太大差別，原住民社交舞和啤酒依然是華人農曆新年的必備，只不過，所有傳統樂器都變成了電子吉他，所有的傳統詩詞，都變成了時下的流行樂。

自馬哈特患上糖尿病後，就不敢再碰一滴啤酒了，因為每個月僅領著1000令吉（約新臺幣6900元）退休金的他，還有個生病的妻子要照顧，不能過得太放肆。

但日子過得再苦、再窮，還是要寫作。

他想起那些和父母一起埋進墳墓的原住民神話，想起四個沒有緣分的弟弟妹妹，想起來不及傳授巫術給他的外公梅格，想起那個素未謀面的華人祖父何亞海。他想起偶像、印尼著名作家普拉姆迪亞（Pramoedya Ananta Toer）說過的一句話：“書寫是一種勇氣，無論一個人的學術背景有多高，一旦他不書寫，就會被遺 忘。”他明白，這些故事若不寫出來，就一定會被世人遺忘，所以就算只有一個人，他也要寫，為原住民而寫，為色邁族而寫、為他的華人血統而寫，為他的後代而寫。

當他寫到第204頁時，他在稿子末端寫下了自己的四個名字——“我是馬哈特、葡萄、沒用的孩子和阿奇亞（Akiya）。”

在色邁族語裡，“Aki”是“祖父”的意思，而“Akiya”是何亞海的孫子當年給他的稱呼。葡萄呱呱墜地之時，何亞海早已過世了，但每當他站在庭院裡望著水中倒影時，都會暗自地想，祖父是否也長著同一張臉龐，留著同樣的直髮？

那個“沒用的孩子”長大了，他成了一名父親、祖父和曾祖父，而他想用“阿奇亞”這個筆名延續祖先的生命，用文字描繪出那棵孕育出無數嫩葉與老葉的大樹。雖然承載著童年回憶的那一片森林，早已變成沒有生機的油棕園，但唯獨那棵家族之樹，不能被遺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