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翰林回顧入獄前嘗試到香港美國領事館尋求庇護的事件、在獄中受到的待遇、以及出獄後他為甚麼對香港失去信心。
鍾翰林說，在2020年7月以《香港國安法》被捕後，護照被當局沒收，他的心理狀況很差，需要見心理專家及服用抗抑鬱藥。他指，有聲稱身處英國的團體指，能夠協助他進入美國領事館尋求政治庇護，他被要求寫一封信，讓他們交到美國領事館，鍾翰林其後從信件內容得知該團體是YouTube頻道《升旗易得道》。香港警方在12月中懸紅港幣100萬通緝該頻道兩名成員霍嘉誌及蔡明達。
他說，他有查看資料，本身已經知道規則上不容許在海外申請美國政治庇護，但在中國大陸卻有成功的例子。
他說：“你問我，是否覺得可行而走進去呢？不是的，我只能說，我只剩下這條路可以走，可以嘗試，去賭一把。同時即使成功失敗也好，我相信這會是一個國際上矚目的事。”
他在2020年10月底嘗試到美國領事館尋求協助，但被拒絕，在領事館附近被香港警方國安處人員拘捕，上庭後即時還押。
獄中因外界反應遭懲罰
鍾翰林指，在香港壁屋監獄中，有曝光的政治犯的待遇會比其他人好，例如他聽過，其他政治犯入獄第一天會被罵“死蟑螂”、“出來搞事、收人錢”等的字句，但他沒有遇到。
他感到的是，因為他是首幾名因《國安法》而入獄的人，電腦系統尚未能輸入他的罪名，處理他的懲教官員很緊張，獄長更叫他有任何問題，包括有其他囚犯對他不利，應先向人員提出，若無法處理才對外公開。他又指，監獄方面特地挑選某些囚犯跟他同倉，以免有任何問題。
不過鍾翰林的牢獄生活亦非一切順利。在他入獄初期，因為前一晚有同倉的囚犯喧嘩，第二天早餐後他與其他人被罰，被要求步操近兩小時，令他身體不舒服。他在探訪時跟朋友談到事件，其後有報道錯誤指他被單獨要求步操四小時。
事件平息後，懲教人員突擊搜查他的囚房， 指他犯規並轉到俗稱“水飯房”的單獨囚禁房間。有懲教人員其後私下跟他說，這是保安組就事件的報復，務求令他不再投訴。
他指，前民主派立法會社福界議員邵家臻曾經去探訪他，其後在網上談到他的近況，並要求懲教處就囚犯待遇作改革。第二天，就有懲教人員突擊搜查，同樣被指犯規而單獨囚禁，但他根本不知道發生何事。
數天後他對外公布事件，懲教人員才跟他說是總部就邵家臻文章的回應，雖然談到他的部分其實沒有問題，只是因為邵家臻要求改革。懲教處亦要求他不要再接見邵家臻。
“香港社會步入死亡”
今年6月出獄後，鍾翰林指感到香港風景依舊，但整個社會不再有生氣。
他說：“旺角現在人流去到11點後很稀少，很像入獄前凌晨3、4點的旺角。我見到很多東西好像沒有變，但只要細心留意，很多東西都不再一樣。所有的景色看起來都很熟悉，但很多東西都很陌生。”
他說，不知道香港怎樣走下去，有人說要走新加坡模式，但香港不僅沒有民主自由，也沒有經濟發展。
他說：“我看到已經不再是過去香港的金融的繁盛，我看到的是一些很奇怪，比起過去更加荒謬的政策，我看到的是香港從各個層面開始步入死亡，我看到的是香港慢慢已經不再是過去我們值得驕傲的香港。這是很痛心的，不僅是政治上，而是全方面上，我看到的是香港不再是香港。即使我在香港不會受到任何威脅，受到任何恐懼，我都不知道在香港可以怎樣去生活下去。”
“我想回香港”
鍾翰林在多年前接受訪問，曾經指家人叫他到澳洲讀書，但他決定留下。他說，不會後悔之前留在香港。
他泣不成聲地說：“我在正式買機票來英國前，我跟不同的團體、海外的人商討有關問題，其中一個人問我：‘你想去哪裹？’我很無奈地答，我想回香港，但是我沒法選擇。”
“在我眼中，如果我可以選，我會選擇留在香港，我過去都很不理解為甚麼這麼多香港人要選擇離開香港，我不明白為甚麼如果我們要為香港的民主自由，要推動這些，我們面對的是中共政權，我們很清楚我們一定要付出很多，犧牲很多，才有機會得到改變，這是我第一天參與社運，我主張香港獨立，第一天我已經很清楚這件事。”
“我一直以來都有跟傳媒說，我有心理準備入獄，我有心理準備有機會要流亡，這是第一天我已經很清楚可能發生的事。最終所有事都發生了，亦都比我預期的快來到這一天。但我只能說，為甚麼我不後悔沒有早點走？至少我問心無愧，我已經在香港做完了我可以做的事。而我現在離開香港，除了我面對的逼害，我面對的恐懼之外，亦都是我已經沒有能力再在香港做任何的事，去令香港改變。”
論壇